愛しい

紅色閃電

◎古蒙仁 圖◎唐壽南

一

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長途客運中，形形色色，五花八門，常會看得人眼花撩亂。

但因各有所屬，每家客運公司有各自的圖案和色彩，一眼望去卻又涇渭分明。在顧客的眼中，更是明察秋毫，各有特定路線，彼此之間倒也井水不犯河水，而能相安無事。

此其中又以日統客運最為搶眼，一來它一身火紅色系，在高速公路上奔馳起來時就像紅色閃電，疾如星火；二來它只走雲林路線，往南過了斗南收費站，就看不到它的身影，卻延伸深入到雲林縣每一鄉鎮，可說是雲林縣在外流動的「註冊商標」，也是雲林人到台北最方便的交通工具。我在雲林工作四年，除了剛開始幾個月，對環境還不熟悉，會搭火車或統聯客運，往後三年半，我每週往返台北斗南之間，搭的都是日統客運，對它自然有一份深厚的感情，其中還有一段摔傷的慘痛經驗，使我和林董事長夫婦多年的情誼差點毀於一旦。如今回想起來，卻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二

剛開始這種長程的「通勤生涯」時，我非常不習慣，因為過去我走這段路都是開車，一年不過三、四趟，而且和家人同行，一路有說有笑，永遠不知道什麼孤獨或寂寞。但變成經常性的、次數頻繁到每週或每半個月一趟，就成為一種肉體的折磨和精神上的負擔，過度疲勞時，甚至會有「恐車症」之虞。

這種「恐車症」其實是一種情感或官能上的迸發症，因遠離家人，使我感到不安和愧疚，回到工作地一人獨處時，往往會有強烈的失落感。另一方面則是地域上的「邊緣心態」在作祟，使我另有一種遭「貶抑」或「放逐」的感覺，不免為自己感到委屈，有時也會為自己的抉擇感到後悔。

不管怎麼說，雲林畢竟無法跟台北相提並論，尤其在文化和娛樂這二方面。台北多的是國際水準的展覽和表演活動，各種研討會和文化界的聚會多到不可勝數，而且隨時都可參加。假日帶家人去爬陽明山，走天母古道，晚上到餐廳吃頓飯，看看表演，日子過得多充實而自在。習慣了這種生活形態和步調後，回到雲林當然就難以適應了。

有一次我要搭下午的班車回雲林，出了雙連捷運站，走在民權東路的陸橋上，看著夏日艷陽高照下的台北街頭和統聯客運站，我突然停下腳步，不想搭車了，只有一個衝動想往回走，回家陪正在準備升學考試的兒子。但遲疑了片刻，還是氣餒地坐上統聯客運的班車，在天黑後回到虎尾的老家，那份強烈的失落感到現在記憶猶新，仍能感覺到彼時的無奈和傷痛。

經過好長一段時間的調適，以及工作上進入軌道後，我才從這種情緒的低潮中走出來，那也差不多正是我經人推薦改搭日統客運的時候了。

三

日統客運是一家專營雲林對外的長程客運公司，行車路線遍及全縣，在各鄉鎮都設有據點，對外卻只跑雲林和台北這條路線，因此班次極為密集，能提供縣民當天往返，這種旅程的規劃，好像是為我量身訂做的一樣。

我切入的時間點，更是好得沒話可說。那年日統為了提升競爭力和服務的品質，一口氣從瑞典新購了八十多輛最新型的客運車，加入營運的行列。我搭乘的每部車子幾乎都是剛出廠的，外表簇新發亮，顏色鮮紅地像極了「紅色閃電」。內裝坐椅也都剛拆封，堅實飽滿，還留有濃濃的新車的氣味。窗戶高而寬，每個座位都靠著窗，憑窗外望，視野特別開闊，高速公路沿線的風景一一在眼前掠過，坐在裡頭真是賞心悅目，舒服極了。

我習慣在週五下午三、四點，乘客還不是很多的時候，就會搭車回台北。局裡的公務車先送我到斗南的日統客運站，除了我的二個公事包，同事們還會塞些應時的土產、蔬果，糕餅，因此行李總是沉甸甸地。但這時我的心情卻特別地輕鬆，忙了一個星期了，只想趕快回台北與家人相聚。

三個半小時的車程，足夠我小睡一番，足夠我看完當期的兩份雜誌，也足夠我看盡窗外不同天候下的風景。到了台北，我又成了一尾活龍，拎著沉重的行李，輕快地跳下車。將自己的身影投入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車水馬龍的街道中，我又成為台北人了，我又回到台北的家了，跟著城市快節奏的腳步，只差點沒有飛起來而已。

為了多和家人相處一夜，我總會留到週一搭六點的早班車再回雲林。因此清晨五點就得起床，整理好行李，多看兩眼猶蒙在被窩中沉睡的小孩，再叫醒太太，開車送我去日統站搭車。天才濛濛亮，冬天時天色甚至還是一片漆黑，寒星高掛，街道罕見車輛行人，一片蕭索，我們就得出門了。

通常先由我開車，好讓太太再多睡一會兒。到了車站，我下車後，再由太太將車子開回去。曙光乍現，目送她孤單地開車離去時，我還有點不忍，說起來是有點辛酸，剛開始也會感歎命運的折磨和生活的無奈，對太太更有一份愧疚。但太太從不抱怨，習以為常後，我們反都會為多相處了一夜而心生感激。聚少離多，反見真情。

接著又是三個小時的車程，我用耳機聽完晨間新聞後，再小睡一下，醒來後再看看書，看看窗外的風景，客運車很快就下了斗南交流道，公務車已在站牌下等我，十五分鐘後，我就進了辦公室，開始了一週忙碌的工作。

四

周而復始，我的生活便像日統客運在高速公路上急馳一般而飛快地流逝。上車下車，一趟就是一個星期；再上再下，驚覺時已過了半年，一年。因候車的關係，斗南站的售票小姐成了我無所不談的老朋友，董事長林義風夫婦也時相往來，還因為我這位忠實的乘客的引介，而成為雲林縣藝文活動的熱心贊助者。

9 2年4月文化局辦理「西螺大橋通車五十週年」文化節時，日統客運免費當接駁公車，在橋頭輸運數以萬計的遊客。10月辦理「第一屆古坑咖啡節」時，所有的車廂和場站都懸掛咖啡節的宣傳海報和旗幟，還派了一部專車程到台北迎接台北的作家、記者南下實地採訪，為咖啡節宣傳。

那年SARS肆虐期間，民眾懼搭大眾交通工具，日統的生意一落千丈，林董事長焦急得不得了，拿出三十萬和文化局合辦全國攝影比賽。把八十多輛嶄新的車子在文化局廣場一字排開，做為攝影的主題，證明日統客運清潔、衛生，勤加消毒，乘客絕不會染上SARS。由於獎金高，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攝影好手趕來雲林參加。經此宣傳，日統重新贏得乘客的信心，載客量明顯地回升。

93年夏天辦理「國際偶戲節」，我們想邀布袋戲大師黃俊雄公演，但苦於經費無著，我去找林董事長幫忙，承他贊助了30萬元，開幕那晚才有黃大師重出江湖的盛大演出，吸引了三千多觀眾聚集觀賞，打響了偶戲節的名號。當晚謝幕時，我特別拉著林董事長一齊上台，與黃大師同台接受觀眾的掌聲與致意。

同年中秋節，文化局辦理鄧麗君歌舞劇《何日君再來》，我還介紹林董事長與鄧家兄弟認識，談在雲林籌設鄧麗君紀念館事宜。林董事長原有意捐地，後因細節沒談妥而宣告流產，對雲林文化產業的發展未竟其功，殊屬遺憾。

在南來北往的奔波歲月裡，我對日統客運的倚賴日深，與日統上下的感情愈來愈深厚，對日統客運的認同，已到了非日統不搭的地步。有外地的朋友或學者專家要到雲林來，我一定推薦他們搭日統客運。

而我和林董事長也時有交往，他是個美食家，自己更是烹調高手，相約吃飯是他工作之餘最大的嗜好，我們的情誼在品嘗美味與美酒中更見深厚。

為了工作，我常在縣內各鄉鎮之間奔波。再偏遠的村里，都可看到日統的身影，看著它們一路駛來時，我都會對那一身火紅的神駒多看一眼；在高速公路與日統的班車錯車時，更會對那一閃即逝的「紅色閃電」行注目禮。紅色成了一種符碼，一種情感上的信賴和慰藉，象徵了雲林人外出打拼的意志和對未來的憧憬，日統客運正載著我們從縣內每一個角落，奔赴人生的另一個戰場。

五

但日統在快速擴充發展的過程中，也出現管理上的問題，司機需求量大，素質良莠不齊，服務品質也受到影響，特別在高速公路上超速、超車、邊開車邊講電話聊天，對客人吼來吼去等行為。我因為是常客，偶爾也會碰到這種惡司機，雖然對這種行為十分氣憤，但因只是造成乘客的虛驚，而不曾出過什麼災難，基於禮貌和客氣，我從不曾向林董事長夫婦反應，直到有一天我成了受害人。

去年八月中旬，我因有急事，臨時改搭上某班車，司機赫然就是某次開車時曾經爆胎嚇得所有乘客哇哇大叫的惡司機。看到他的那一眼，我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，但我已上車，不可能再換車，只能暗中祈求老天的保佑了。

這個司機不但喜歡開快車，而且駕駛的習慣很極端，先是一路猛踩油門，車子好像在飄一般，然後突如其來地來個緊急煞車，乘客就像在坐雲霄飛車，忽起忽落，忽前忽後，弄得身體不好的乘客頻頻反胃作嘔，起身上廁所的人跌得東倒西歪，他卻像沒事般以此為樂。

我習慣在車上看書，那天經他這麼折騰，弄得我不斷翻胃，書也看不下去了，快到中壢的時候，便起身將書放回我的公事包中。就在這千釣一髮之際，他突然來個極為猛烈的緊急煞車，我猝不及防，整個身子被後座力拋起來，重重地摔到駕駛座旁的階梯間，頭下腳上，全身分成三個段落撞在階梯尖銳的稜角上。司機大爺動也不動地扶著方向盤，很不高興地問了一句：「誰叫你站起來的！」由於太突然了，我根本來不及反應，想爬起來也因頭重腳輕，使不上力，那模樣就像烏龜翻身那麼地狼狽。幸好有位乘客過來拉了一把，我才能站起來。蹣跚地回到座位，才發現手錶、手機都被震掉了，我又得回到階梯間尋找，找了半天才在某個角落找到，但手錶已身首異處，錶帶脫落了，秒針也文風不動，只拿回來一個殘缺不全的屍體。

我魂飛魄散地坐在座位上，再也不敢輕舉妄動，檢視身上的傷痕，除了手腳多處瘀傷，看起來並無大礙，還暗自慶幸自己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呢。因此到了終站後，我只顫抖抖地拎著公事包下車，還像自己做錯了事般心虛，並沒有譴責那個闖禍的司機或求償。

但下車走不到幾步路，我的四肢就軟綿綿地出不了力，全身彷彿虛脫一般難以為繼，幸好那天約了太太開車來接我。她看我那副狼狽相，就知道我受傷了，而且還傷得不輕，偏偏我的好勝心又強，極力擺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。

但傷勢是無法掩飾的，原本只是模模糊糊的疼痛，等我上了車後就四面八方聚集起來，痛得我動彈不得。尤其是左小腿前方靠近腳掌一帶，腫了一個包，足足有一個饅頭大。太太一看情況不妙，也不回家了，直接將我送到住家附近的一家診所去求診。

但西醫對跌撞傷似乎難以對症下藥，只要我做熱敷，結果第二天腫得更大，去看中醫的傷科，卻認為該冰敷才對，然後又給我推拿。病況不但沒起色，反而腫得更大，由原先的小饅頭勃發為大饅頭，真是苦了我這無辜的患者。為此我在家休息了兩天，第三天才一跛一跛地又坐了日統客運回雲林。太太送我去搭車時，還不假辭色地問道：你還敢坐日統的車啊？是啊，我怎麼沒想到。但除了日統，我還能搭什麼車呢？受了這次「紅色閃電」的襲擊，我有點像啞巴吃黃蓮，但仍打脫牙和血吞了。

六

雲林像樣的醫院沒幾家，但治療跌打損傷的所謂國術館卻多如牛毛，而且每一家都自認為有祖傳祕方，別家的都是草包。

回到辦公室，同事看我雙臂包得像個木乃伊，都過來表示關心，再看到我捲起褲管，露出右小腿的大饅頭，更是驚呼連連，紛紛介紹他們親朋好友開的國術館，一時讓我好生為難，不知到底到那家去求診。

總而言之，從那刻起整整兩個月，我手腳上包紮的繃帶就沒有再解下來。大熱天，四肢包得密不透風，長了一大堆的藥疹，奇癢無比。逢人問起，都不知如何解釋。後來乾脆穿起長袖，把繃帶藏在裡頭，才省去了一番口舌。但又得解釋大熱天為何穿這麼多衣服的問題，同樣不勝其擾。

漫長的夏天，都耗在這件意外事故的治療和處理的人情世故上，讓我特別煩躁。

日統的林董事長夫婦來看過幾次，除了說些抱歉及安慰的話，卻閉口不提賠償的事，真是怪哉，同樣拖了很久，才由保險公司出面簽了合約書。雙方原本十分融洽的情誼，也因為這個事故變得有些罣礙。

但一切終會過去的，兩個月後，我終於解下了繃帶，將一切最不好的記憶拋諸腦後。但左膝蓋下方還需敷藥，一直到北風颳起，才逐漸回復正常，這時也差不多到了我要離開雲林的時候了。最後幾趟，為了搬運行李，我都自己開車，最後一趟則是坐上公務車，將我在雲林四年所有的一切都搬回台北。

在冬天午後孱弱的陽光照射下，我仍看到日統的「紅色閃電」在高速公路上發威，我仍一如往昔地對它行注目禮。但此刻卻多了一份不捨，畢竟這四年來，它載著我南北奔波，它與我在雲林的記憶是連在一起的。在我與雲林揮手說再見的同時，也是我要向這「紅色閃電」告別的時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