愛しい

文．攝影◎廖偉棠

在香港俗語裡，「Band房」就是樂隊排練室的意思。香港有數百支地下搖滾樂隊，他們沒有公開的演出場地（連酷一點的酒吧都沒有），都是自己租了便宜的房子排練，吶喊、發洩、「窮快活」。做為一個永遠彈不好吉他的準搖滾青年，我曾經混跡於他們之中，比混於文學圈更自在快樂，我也有一個常常去的Band房，在那裡喝酒唱歌，度過許多隱祕的時光。

這個Band房的故事，先要從Band房的主人阿高說起。7年前的夏天，我在旺角經營一家生意慘澹的文藝書店。我天天在櫃檯伏案看書，一天抬起頭，看見阿高很憨厚地對我微笑。厚嘴唇的阿高除了膚色偏白一點，像極了我熱愛的六十年代吉他大師Jimi Hendrix，於是以此為由和阿高攀談起來，原來他也極其喜愛六十年代文化。阿高在離旺角不遠的大角咀上班，工作竟然是糕餅店的麵包師傅。他每天在麵包店工作1 0個小時以上，每週休息一天，而這一天，他會約上查理（一個設計師、低音吉他手）、小曼（一個插畫家、女鼓手）和我，到他們租的一間位於葵興工廠區的Band房玩，畫畫、玩音樂、看影碟、或是無盡地窮聊。這樣的廠房在九龍的葵興、觀塘一帶非常多，自從九十年代大量廠家北移到廣東，那些老工廠大多空置，以極低的租金出租，結果成了渴望自由的年輕人的樂土——比如說阿高他們租房子玩的那座大廈，起碼有二十支地下樂隊駐紮於此。而且這些簡陋的工廠也可以讓年輕人發揮無窮的精力和想像力， 每一間B a n d房都有它獨特的設計，像阿高他們，就把房子漆成了六十年代風格：大門上是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海報：吉他上的白鳥、壁畫和傢俱都是Beatles《黃色潛水艇》的迷幻色調。

Band房是我們珍貴的獨立空間，拉上窗簾、放上Beatles的黑膠唱片、點亮那個從跳蚤市場買來的舞池轉燈，世界就和我們無關。我當時也是個鬱悶的文藝青年，除了和他們一起即興玩音樂（我吹著跑調的小號，因為吹不好所以顯得很實驗），就是以他們為題材寫了很多首詩，其中有一首叫《阿高在街上彈吉他，在Band房睡覺》，裡面這麼寫：過了子夜，大角咀街道／更加興旺，箭頭和垃圾交織著網羅我們的網。／電吉他轟轟烈烈呼喚著，工廠大廈卻空無一人。／於是靜靜的，我想起我們看過的電影裡／紐約街頭塗鴉的青年們，他們的畫驚奇、鮮艷，／就像我們在Band房地板上做的夢，畫著貧民區的大麻。／於是我們走吧，在沉到海底之前大聲叫喊吧！／在我們全都睡著的時候，阿高才醒來離去，／因為淩晨他要到大角咀的麵包店上班。阿高，／「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，烘烤我們的黑夜。」就是這樣的，阿高太累了，總是在我們的震耳樂音或者高談闊論中睡著。

我們半夜也常常在Band房打地鋪，後來我還寫了一首《冬天早晨在Band房醒來寫給女鼓手小曼的黎明驪歌》：夜鶯飛過荒涼的葵興，愛上了在工廠區／空置大廈中迷路的陌生人。／吉他在痛飲，貝斯吸入酒精，鼓已經臉紅──／電風琴暈眩旋轉。我們把翅尖浸入花蜜中／為了忘記越冬的飛行……後來還談到你們的畫和音樂，／還有我的詩。「我們怎麼辦？被世界吞沒／甚至沒有叫聲。」但樂器飛過來吧：／吉他憤怒，貝斯包圍，鼓揮拳打出──／電風琴把血舔乾淨。／天亮了，我在冰冷地板上／無法再入睡──夜鶯飛過你們荒涼的夢境，／帶走了在歌聲中迷路的陌生人。

Band房最初在南丫島，後來那裡擠滿了遊客，他們就搬到了葵興。

在葵興，我們的臨時樂隊叫做「唐山大兄」，錄過一首歌叫做《Big Baby》。前年，他們又搬到了大角咀的一座「唐樓」裡，那裡原址是個小妓院，現在在大陽台上望過去街對面，還能看見一樣格局的另一家小妓院。我從北京回到香港，又加入了他們。

不管咫尺之遙就是全香港最喧囂的街道，我們還是聽我們的黑膠唱片、彈我們的跑調樂器、喝我們喝不完的啤酒，微醺中，隨著Band房漂過來漂過去，就像藏身於一個不會破裂的肥皂泡。